经济活动背后的文化之手

最近，海尔集团总裁应邀走上美国哈佛讲台，“海尔文化激活休克鱼”成为哈佛商学院的教材。这个消息引起许多人关注——

文化作用于经济，最基本的方式是文化作为经济运行的环境和背景。

特定的国民心理积淀、价值观念以及文化传统、民族风习等一系列文化因素构成了经济活动的文化背景，它们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主体的精神状态、思维习惯、行为方式进而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在经济运行中，每一个活动主体都无可回避地感受到文化背景的深沉力量。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分析各地商业活动，无一例外地揭示了当地经济发展的文化背景：齐国“其俗宽缓阔达，有先王遗风”；邹鲁“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好礼，地小人众，俭啬”；记燕赵，则述其丈夫相聚游戏，女子游媚富贵，“轻浮放浪，不事农商”的风习；叙江南，又一针见血地勾勒出其安分守己、恪守土地的封闭心态。

文化背景的差异，总是通过经济活动的方式、规模、层次曲折地反映出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是西方学者中重视文化背景分析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新教伦理孕育了勤奋、节欲、善于创造和积累的资本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发挥效率的哲学前提；与此相反，儒教和道教则缺乏产生近代工业文明的思想基础，因而中国未能发生完整意义上的资本主义。

韦伯的分析从把握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实质入手，第一次凸显了文化背景对于经济运行的先决力量，因而在经济、文化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之后，“文化背景”逐步成为经济学家所关注的课题。

文化力量对于经济效率的作用日益显著。一方面，人们享受着文化背景所赐予的灵感和力量；另一方面，他们也日益感受到消极文化所带来的惰性与锁定效应。那么，与其消极地听任文化背景的盲目调节，不如能动地对既定的文化背景进行改造、创新，使之对现代经济的发展产生单一方向的积极影响，从而避免被文化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恶性循环状态。

文化创新通常是一个渐进过程。所以，出于直接经济目的的文化改造、移植，一般是在某个特定的经济组织范围内进行。企业管理者对企业实施文化创新、移植、嫁接，推行适合本企业特点和目标的文化因素，对职工起到一种激励、凝聚的作用。这种文化创新，即企业文化建设。比如，“大庆人”、“邯钢人”、“一百人”等无不透着企业的自豪感和团队精神。再比如，著名的海尔集团以当众砸毁70台不合格冰箱的勇气，展示自己“真诚到永远”的文化品格。

企业文化的出现，是对经济文化关系的第一次提升。至此，“文化背景”已不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然”条件，而是经过改造的人文资源。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是本世纪80年代才开始兴起的，其实践来源于日美之间的经济竞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企业得力于先进的管理理论和科学的管理技术，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然而，在70年代初期石油危机的冲击下，美国竟意想不到地丧失了竞争的优势。但是石油全部依靠进口的日本却保持了一个很低的通货膨胀率，并在此之间保持了生产率的增长。这种反差吸引了美国管理界的大批专家学者。他们注意到，由于管理科学中的理性主义泛滥，不注意营造激发企业和职工活力的微观文化生态，美国大文化背景中的价值取向多元化和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已成为企业经济增长低效率的主要障碍。美国陷入了文化锁定状态。而日本企业之所以成功，关键则在于它们拥有适应自己特点和目标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打破了文化自然作用于经济的原始状态，掀开了文化与经济关系的新篇章。文化由“背景”而跃为“手段”而最终演化为生产力，使文化第一次以能动的姿态介入经济活动。

然而，这种介入是不完全的———“文化”跨进了车间的大门，但在生产线边消失了。它们变为企业职工的热情和责任感，继而转化为一般的、无差别的物理力量，耗费在劳动对象中，以致我们在看到日渐递增的商品堆积体外，再也找不到文化的蛛丝马迹。

但是，文化并没有就此止步。

当公众在购买、消费物品时的文化需求一再高涨时，“文化”终于挤进生产线，挤入商店的柜台，成为“商品”。商业文化诞生了，它是对经济文化关系的第二次提升。

在中国，商业文化是学者胡平于1989年率先提出的。在随后的几年里，胡平相继推出论商业文化的四部著作，奠定了商业文化理论地位。而商业文化的实践远远早于其理论的发凡。现在，我们的日常消费中，商业文化几乎无所不在。

商业文化不同于企业文化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需求诱致。商业文化由生产、经营性企业的管理者与全体员工来组织实施，但供给何种商业文化，则由消费者需求决定。商业文化不是调整企业员工的精神状态，而是满足消费者的文化需求；不是生产主导，而是市场主导。第二，多边认同。企业文化侧重于某种特定组织范围内即单个企业内部的文化认同，通过“共同价值观———凝聚力———生产力”这一公式来谋求更多的合格品。而商业文化则是着眼于经济活动中多边关系的文化协调，即通过人文价值的物化，以达到商品、商店、商人以及生产、经营、服务活动与社会各个消费领域、消费层次的认同与协调。第三，商品特质。商业文化不是作为经济运行的背景与手段，而是直接物化于物品与劳务；不是停留在生产领域，而是与物品、劳务一起介入流通和消费；不是追求更多的产量，而是着眼于利润净值。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文化供求机制的调节下，实现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利益均衡。

文化作用于经济的方式处于不断创新的过程中，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还会继商业文化出现新的方式。

然而，每一种新方式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对前一种方式的否定，相反，它们总是建立在前一种方式的基础上，并且始终与之共存。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微观文化背景，是对某种宏观文化背景的选择创新，但是，一般来说，企业文化总是顺理成章地将文化背景中的积极因素移植为自己的一部分，并加以强化。事实上，任何一个企业在建设企业文化时，绝不会片面追求外部效应而将民族文化的优势撇在一旁，完全移植一种陌生文化。即使是跨国公司的经营，也会首先研究所在国文化，逐步在规范、科学的前提下实现管理文化的本土化。美国近几年兴起的跨文化培训即是例证。

商业文化虽然与企业文化有着明确的分野，但是，商业文化瓣香于企业文化。企业文化为商业文化的诞生提供了精神准备和动力支持，完善的企业文化是“物化”商业文化的保障系统和实施机制。因此，企业文化调控着商业文化的效率和品质。

文化背景同样遥控着商业文化。它通过影响消费者需求结构而影响商业文化的内在构成。商业文化不是对文化背景的简单剪裁，而是力求在物品与劳务中涵摄某种适合消费者偏好的特定文化背景。